Ludwig von Beethoven不只在現在看來是非常偉大的音樂家，他也深深地影響了無數的後代。在19世紀，許多音樂家不惜捏造事實，也想證明自己是Beethoven的「繼承人」。像是Richard Wagner就寫了一篇小說婉轉的表達他才是被Beethoven認可的繼承人；Franz Liszt也曾經捏造過他拜訪Beethoven的經歷。
但為什麼Beethoven這麼重要呢?
原因一
在1973年的時候，一位文學評論家Harold Bloom提出了一個理論：The Anxiety of Influence，影響的焦慮。簡單來說呢，就是文學史上後出現的作家總是會活在前輩的陰影當中。後來的作家會時刻處於要超越前人的一種壓力當中。
The Anxiety of Influence: A Theory of Poetry by Harold Bloom (1973)
這個理論後來也被套用到了音樂史中。而Beethoven他的一個作曲原則就是，他不要走已經走過的路。已經用過的作曲手法，就必須得再創新。於是他將古典樂派原本簡單風格推到了一個非常完整的程度。
例如說對動機的運用；在命運交響曲中，大家最熟悉的命運動機，就是大家在交響曲一開頭聽到的，代表命運得的那四顆音符。其實這個動機貫穿全部的樂章，用各種方式，例如改變節奏，或改變音色，隱藏在各個角落。（在Beethoven之前，樂章與樂章之間，還是屬於相對獨立的結構，每個樂章的動機，比較沒有什麼關聯。）或是他的一些弦樂四重奏的作品，在他的晚期也嘗試了打破傳統三個或四個樂章的框架，像是Op.131總共有7個樂章，或是嘗試一些比較不那麼和諧的和聲。
雖然在作曲的方式上已經發展得非常完整了，作曲家們仍然嘗試了各種方法，想突破Beethoven這片朝他們壓下來的天空。例如說，Brahms的第一號交響曲。在第四樂章，Brahms用了完全不會讓人錯認的Beethoven Ode to Joy 的旋律。以至於在當時樂評都說Brahms玩完了，交響曲寫了20年，結果只會抄襲。
不過這裡要為Brahms平反一下，而這又要說回Bloom的理論。在Bloom的理論當中，他提到了後人是怎麼打破前輩設下的束縛。這個方式叫做「誤讀」（misread）再白話一點，就是故意錯誤解讀。對於前人的作品，後來的作家會以其他的他們自己的方式解讀，轉化成自己創作的素材並且做出不一樣運用或發展。所以Brahms引用了<Ode to Joy> 不是單純的抄襲，而是引用了片段後，做出不同的音樂發展，給這段旋律一個不同的命運。
原因二
除了創作手法上的突破之外，Beethoven之所以在音樂史上被視為無可動搖的標竿，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：他被後來的音樂家們視為「正統」的代表。從 19 世紀開始，許多作曲家不只高度崇敬Beethoven，甚至將他當成某種創作準則的化身。也就是說，他不只是個偉大的作曲家，更像是「走在正確道路上」的象徵。
這樣的想法，使得Beethoven的地位在後世越來越被神格化。創新的作品，如果能與Beethoven產生連結，就更容易被接受，也更容易被視為「有價值的延續」。也因此，很多音樂家爭相想證明自己才是貝多芬精神的繼承人，甚至不惜誇大或杜撰與他之間的關聯。
例如當時的音樂圈大致可以分成兩派：以Schumann與Brahms為代表的保守派，主張延續「純音樂」（absolute music）的傳統；而以Berlioz和Liszt為首的激進派，則大膽結合文學與音樂，創造出交響詩與標題音樂這些全新的形式。對這些激進派來說，因為走的是前所未有的路，他們更需要一種「來自Beethoven的認可」來證明自己的創新不是胡來，而是偉大傳統的延伸。
這就是為什麼 Wagner 寫小說暗示自己才是被Beethoven認可的繼承人，或為什麼 Liszt 要杜撰和Beethoven見面的故事。因為他們不只是在創新，他們也在努力證明：自己走的，是Beethoven會走的那條路。
不負責任小番外
在1853年，Schumann在一個雜誌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新的道路（New Path），他主要就是向當時的樂壇推薦Brahms這位新人，甚至還說出了「He’s the man of destiny」這句話，有一種天選之人的感覺。不過，因為在刊登這篇期刊的時候，Schumann已經重病，他將在三年後1856年過世。所以，或許是因為他要趕快利一個繼承人，繼續延續他守舊的Beethoven 正統傳承之路。
（此段言論，僅為個人猜測，個人猜測，個人猜測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