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obert Schumann 羅伯特·舒曼是浪漫樂派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,他的音樂評論也被認為是極具浪漫特徵的樂評。但要說到浪漫,我們就要先解釋一下19世紀的美學概念。
19世紀的美學
我們一般說到美感,大多數人可能會想到古希臘那種比較有稜角的,像是雕塑,極具線條與力量的美,但19世紀對美感的追求則和古希臘時期完全相反,而是柔和、模糊、有距離感的美。而且除了情感上的表達,更重要的是廣闊感、沒有邊界的美、無限的美。像是大自然美景那種無邊界的美,或是突然回憶起過去那種時空之間的距離帶來的美,甚至是天人兩隔而造成的生死不同界的美。
那這種對於空間美的追求自然也影響了19世紀的文學,德國浪漫主義詩人Novalis諾瓦利斯曾經說過﹔「Distant philosophy sounds like poetry. (有距離的哲學聽起來像首詩)」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?
其實我們大概可以理解為詩大概也可以被歸類為散文的一種,但形式被改變了。這種隔了一層紗的文學概念,也套到了音樂上,甚至這種形式更適合音樂,因為音樂,是,也不是語言,它具有創造力,又同時是帶有距離感,因為音樂是抽象的。
因此,其實19世紀對於浪漫的概念,大概可以說是在「散文形式的分析」和「詩意的評論」之中掙扎。

Schumann–The Davidsbündler
The Davidsbündler (大衛同盟)是舒曼受到E.T.A Hoffmann建立的一個文學社交圈啟發後,創造出來的一個虛擬音樂圈,而舒曼則會透過這個社交圈裡的角色討論一些當時新發表的作品,或是大眾關注的議題,並且在1834年創立的音樂雜誌Di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上發表。

這個社交圈主要的人物有幾個人﹔Eusebius,Florestan,還有Meister Raro(原型是舒曼的老師Frederic Wieck),而他們的個性也都不一樣,Florestan衝動、果斷、沒有耐心;Eusebius謹慎、緩慢、有時候疑神疑鬼;Raro穩重、理智、向父親一樣。其中Eusebius和Florestan最重要,他們在舒曼21歲生日過後不久,就出現在了他的日記當中,他們就像是代表了舒曼的兩種矛盾的性格–不善與人交談,所以看上去有些羞澀,但其實個性非常強烈有主見。
在評論作品時,舒曼的寫作手法非常像是在寫一篇小說,例如說他以Florestan的角度評論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時,一開始他先形容眾人在欣賞第九號交響曲時的交頭接耳,以及Florestan是如何的激動。Florestan讚嘆著貝多芬寫下的每一顆音,都有他的道理,並且因為哪顆音的不同,預告著暴風雨的來臨。
但曲子結束後,當眾人激動的鼓掌高喊﹔「這就是我們的貝多芬! 這就是德國的音樂!」時,Florestan卻沉默了,而且阻止Eusebius也起立鼓掌。回家的路上,Florestan問Eusebius對第九號交響曲的想法,Eusebius也是讚歎道﹔
「貝多芬–啊! 那些詞、那些文字的深度、那些音節的力量簡直要響徹永恆!」
Florestan卻失望地說﹔「你也要讚美他嗎? 貝多芬就像頭獅子,他在你還未開始讚美前,就已站上了巔峰。Eusebius我知道你的本意是好的,但一個偉大的人一定需要眾人的吹捧嗎?」
Florestan最後還提到了一位最近向出版商寄了一封信的貴族Silesian,信中Silesian說道﹔「我最近定做了一個非常精美華麗的櫃子,現在只差最後一步就完成裝飾了–請你將貝多芬所有的作品都寄給我一套。」
不得不說,舒曼對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評價也真的是非常拐彎抹角,但卻把他想說的全都說了。對於第九號交響曲粗淺的讚美,像是各個樂章的特色,藉由一般的觀眾之口說了;對於舒曼對最後一個樂章合唱的部分的欣賞之意,藉由Eusebius的角度說了;最後再表示,天才是不用我們去讚美的,甚至借用了別人的一封信,表達了貝多芬的偉大,是不用用言語去讚美的。
這九彎十八拐的讚美方式,卻恰好就是19世紀的浪漫特質–「詩意的評論」。
Eusebius and Florestan

不只是文學評論,舒曼也將Eusebius和Florestan轉化成音樂動機,並在他許多的作品中都有出現Florestan和Eusebius的主題動機。
但Eusebius和Florestan不只是舒曼性格的代表,或是虛擬人物,或是音樂創作的動機,他們就是代表了舒曼。
1830年代舒曼所有的鋼琴作品,幾乎都是Eusebius和Florestan創作的,包括他有名的作品Carnaval狂歡節。在舒曼1830年代的鋼琴手稿上,相較於Schuamnn自己的署名,反而只能找到Eusebius的縮寫E,和Florestan的縮寫F。所以可以說,Florestan和Eusebius是舒曼的化身,而不僅僅只是舒曼虛構的人物。